地震过后

 

 地震要是发生在古时候，绝对有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

 

迷失大陆亚特兰提斯是考古学和历史上的一个千年不解之谜。据说亚特兰提斯是同期文明之中最早步入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各种技术和社会制度远远超越其他文明。但是它是在一个剧烈的地震中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很多学者认为，提出亚特兰提斯学说的柏拉图，是依据发生在他年代的一个地震而杜撰出来的文学著作。

 

公元前373年，也就是柏拉图完成有关亚特兰提斯著作前的十多年前，一场强烈地震将一个名为希莱克（Helike）的都市国家彻底地毁掉。希莱克在当时算是个不结盟国家，过去百年内对于周围列强的战争都置身度外。所以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文明得以默默的发展，比起周围的国家来得先进。但是一场地震，造成所有都市人口几乎全部消失，一来死伤太多，二来灾难后周围列强趁机袭击该国，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废墟实在是住不下去的。

 

当然地震过后，人道救援还是有的。但是当年科技落后，即使是人们组织了大约2000人的救援部队，还是救援不出什么东西来。最要命的是，地震之后周围列强对于希莱克的领地虎视眈眈，趁病拿命，纷纷出兵掠夺领地，两下子就将一个好好的都市文明摧毁掉了。所以地震在一个文明消失的悲剧中，充其量只算是一个导火线，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人类自己。

 

人类在过去几千年来，无疑在人道精神上是进步不少了。至少发生灾难后不需担心人家趁机博乱，国际关系好的话，还可以获得大量的援助。

 

四川地震的拯救行动在5月下旬已经不得不停止了。但是接下来的善后工作，绝对是比灾难拯救更加艰巨的。

 

无形的毁坏会在拯救工作停止后慢慢地浮现。之前赈灾筹得的款项，不管多少，一旦比起灾难后的补救消费，还是九牛一毛的。首先是要清理废墟，单单是清理残垣破瓦，拉倒危楼，就是一项巨大工程。再来是为人民重建家园和基本设施。

 

地面震动一下，工厂里的机器马上就移位，一移位就必须修业一段很长的时间。此类看不到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包括灾区内外，从四川延伸到整个中国。距离灾区较近的，甚至整区的工业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地震波及多少业者工友。

 

这些都是地震过后，我们看不到的眼泪。

 

存在感

 

阿尔伯仙奴在电影“Two for the Money”对于人类寻找存在感有一段精辟的见解：

 

“赌博并非一个问题。问题是嵌入在你们这些赌鬼脑子里面，就如一部烂车子一样。普通人赌钱是为了赢钱，但是你们在潜意识里面，是为了输钱而赌博。你们只有在输去手上的筹码时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你们即使在赢钱的时候，也是觉得活着是不实在的。只有输光以后，你呆站在哪儿，重新创造了最糟糕的厄境，你才会回过神来：嘿，我还在呼吸，我还活着！为了确实自己还活着，你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输钱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解释了为何很多人有自毁的倾向。

 

人很多时候要在最少化的情况下，才能够赤裸裸地审视自己。所以张洪量在90年代中，一个人跑到新疆去“寻找灵魂”；陶渊明有官不做，隐居于山野田园之中；杜斯妥也夫斯基放下贵族身段，做个农夫作家。

 

这种情形再延伸到普通人的身上：一段感情过于平稳，生活上多了一个人就像多了一个包袱，不如制造一些危机，感受一下辛辣的滋味。玩得过火时导致爱人跑了，剩下孤零零一个人独自享受孤单，黯然神伤但同时却高兴恢复单身，可以更加真实地面对自己。工作过于枯燥，慢慢发觉自己的人生被工作埋没了。只有在不顾一切辞职以后才能找回自己。

 

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生活完全没有东西可供寄托，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内发展，面对自己。

 

巴黎希尔顿答应参与“Simple Life”真人节目的演出时，脑子想的可能是希望借着这个节目找回自己。

 

柏杨与中国人史纲

 

 

要谈柏杨，非从他的入狱经验开始讲起。

 

1967年柏杨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入狱，他事后引述说是蒋经国要杀他，是一个独裁者扼制批判言论的必然过程。从这一点看来，他入狱的背景跟司马迁有相似之处。就如司马先生一样，柏杨在狱中恶劣的环境下，完成了三部了不起的历史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历史著作为《中国人史纲》。

 

个人看来，假如说柏杨最终可以登上文化殿堂的话，促使他成为一代文豪的个人精神特性和文化贡献，一定是从《中国人史纲》这本书开始孕育起来的。

 

先讲这本书的目录。《中国人史纲》是以比较接近现代人的习惯将中国历史分段撰写，以西元前后每100年（一世纪）为一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尾端附上世界其他文明的大纪事，并以此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相呼应。这种本国和世界史的对照在当时是新颖的，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于一个历史悠长的文明）的必然手法，也就是所谓的“大历史观”。

 

写法方面，对一本以“史纲”命名的书来说，柏杨无疑是用了过于情绪及个人的手法来撰写。每当记载到饥荒战乱，大量百姓人民死于非命，柏杨总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他的同情和悲愤；每当写到当权者的荒淫无知，他也是毫无保留地动笔谩骂。这种撰写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他以后所有的历史著作。所以读者有时会看到一些非常白话的骂词，如“大头病”、“人渣”等，出现在历史文学里头。这种写法，写活了历史，添加了历史的感情，增加了历史的可读性。

 

读过《中国人史纲》的人，可以想象到柏杨在撰写史纲的过程，开始明白中国人是处于一个怎样的酱缸里头，怎样爬也爬不出来。写到明朝的时候，柏杨的情绪终于不再受到控制地宣泄出来了。笔锋一转，中国人文明发展的悲哀，和着柏杨的汗水和泪水，一点不留地反映在字行间。

 

这种深重的悲愤，酝酿多十年，出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