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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啊,党争

September 7, 2009 Leave a comment

 

马华丰富的党争经验蔚然成家,其党争也有特定的成形和发展模式,可以写一本“马华党争学”。

 

党争的发展模式

 

争端发生之前,必有两个顶级的领导人对于资源、党职或官位的分配不均而开始不和。这种不和不过是隐性的主因。作为华社利益的代表政党,马华当然不能为了这种事情而展开大规模的争斗。但是潜伏的不满,已经促使受压迫的一方开始寻找争端,伺机发难。

 

过后不满的一方必会选择课题作为导火线,向另一方开炮。以课题作为导向的结果,是把单纯的权位斗争,延伸为整个华社甚至全国的关注焦点。之后事情的发展,导致各种大小争端骂战,全部浮上报章,成为全国的话题。

 

当党争进入白热化,双方阵营开始把战火烧到全国的中央代表,以致全党上下,不管事情关不关己,都无一幸免地卷入争端。这个时候,很多党员就可以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滋味。这个作法,迫使代表们作出选择,因为假如代表们这个时候不作出选择,到最后分出胜负之时,他们会两边都不讨好。

 

党争发展到这个地步,原本作为主导的课题之争,会突然变得不再重要。所有的争执马上就失焦,让关心党争的公众人士无所适从。

 

党争与大课题挂钩

 

马华党争最大的坏处,是在于它常常与大课题挂钩。借着民心所向的课题起义之一方,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可以预见他们比较可能成为党争的战败者,而他们的失败,会导致广大群众会对于党争的结果失望。所以几个党争下来,马华逐渐失去华裔群众的支持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次的翁蔡之争,不管是在契机还是时间上,都跟巴生自贸港的调查不可切割。虽然蔡派没有明言那是主导党争的课题,但翁派要是硬要将之纳入特大议案,难免华社和群众会将挺蔡和“阻扰巴生自贸港调查”划上等号。

 

原本如火如荼的调查,要是因为这场党争的出现而受到干扰,不管蔡细历有没有受到好处,都难以脱得了干系。要是蔡派胜出,而巴生自贸港的调查结果是KDSB无罪,即使那是事实,民众也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届时马华的声望将跌入谷底。

 

从这个角度看来,不管党争的发展方向是怎样,底线是,巴生自贸港的调查不但不能够松懈下来,而且还要快马加鞭加速提控的速度。

 

回首看看AB党争

 

当年马华AB党争以“维持现状”的解决方式落幕时,参与其盛的人,不管是A队还是B队的,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异样感觉。A队的人会觉得B队是胜利者,B队支持者这边,也认为是A队获得胜利,两边人马都觉得不是味道。

 

然后两边的支持者看到自己支持AB领袖,原本是敌对阵营的高层们,一起开开心心登台,当官的继续当官,做领导的继续做领导。而台下的支持者们,因为党争期间忙着做先锋,表现给自己的老板看,而得罪了不少昔日的同志,到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还结下不少梁子。

 

这其中固然有它的反讽寓意,那就是让那些争得头破血流的同志们,可以得到教训,教他们知道什么叫天意弄人,什么叫白忙一场。

 

但是这个教训显然不够深刻,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更何况距离上次党争仍未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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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福的合法注册

August 4, 2009 Leave a comment


赵明福一案牵动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的神经。对于他的逝世后留下的遗腹子一事,也是众多人士关心和谈论的课题,芸芸谈论者之中,不乏庸官和愚蠢之辈。

首先是一名急着表现的注册局官员,马上就发言表明程序上没有注册死者为父亲的道理。纳兹里过后也有惊人的言论,他叫死者女友为孩子先做个DNA测试后再谈合法注册的问题。身为公务员和高官,没有查清所有的法律条文,就凭着自己有限的认知和经验,作出如此鲁莽的结论和发言,在死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这种人不是庸官是什么?最近一个宗教界人士也来掺和,一开口就把耶稣孔子和先知们拉下水,说即使是他们再生也不可能将遗腹子合法注册。如此的宗教师,如此的言论,让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你这宗教师什么时候修了法学,有资格诠释法律,议论人家的合法注册问题?

其实不只是赵明福遗腹子一案,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遗腹子都一样面对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许多患上绝症的父亲,在死前抽出精子让妻子受孕,孩子在父亲死后才出世,也一样面对这注册的问题。但是只要费一点心思研究我国法律,就会发现遗腹子仍可能注册成为死者的孩子。我国的注册法令襲自英国的注册系统,早在1957年就已经考虑到非法孩子的合法地位问题。

1957年出生及死亡登记法令,第171)条文阐明:“一名在马来西亚出生原无合法继承地位的人,一旦通过1961年合法继承地位法令,获得其父亲的合法继承地位,可向注册局总监申请重新注册其出生资料。注册局总监一旦满意申请者的证明,则可谕令将其出生资料重新登记。”

1961年合法继承地位法令,第51)条文阐明:“任何要求合法继承地位的人可向法庭申请庭令,喻示他具有继承他父母或远祖(remoter ancestor)的合法地位。”

当然,对一名遗腹子来说,上述两个条文还有几处比较隐晦不清的地方。

第一,1957年条文有说明,呈交总监审视的证据,必须由父母亲两人呈上。父亲即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呈上”什么证据。但是所谓的呈上(furnished),并没有说明是直接呈上或间接呈上,因此从尸体取出的DNA样本,原则上是由父亲间接呈上的。

第二,1961年条文所指的“远祖”,从字面上诠释应该不包括父亲,否则就与前文重复了。但是话说回头,假如去世的远祖都在法令的涵盖范围,那么法令没有理由不包括去世不久的生父。

法律无非人情,只要法官和注册局总监有创意诠释法律的勇气,这些灰色条文也不见得可以阻碍合法注册的努力。大不了,小明福在注册名字时,放一个副名(alias),也是一样可以姓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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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FZ的政治力学

July 16, 2009 3 comments

 

 

若是常与马华党员交流的话,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是一定会常听到的:“都是拿工来做的啦”。仿佛这群精力旺盛之人,天生贱骨头,每天就是喜欢拿工来做。这种现象,在马华总会长的身上更加明显。

 

PKFZ事件经过两年时间的发酵,一年前到了翁诗杰的手里,促成今天的公共稽查委员会的调查。期间风风雨雨战况惨烈,单单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事件演进,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首先浮上台面的是政府内部的种种技术阻力。早期的时候,普华永道的调查报告早已准备好,翁诗杰连续下了几个最后期限,还是没有人敢将报告公布出来。说穿了,就是因为每个稍微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此报告的敏感度,以及它涉及层面之广,只有等到港务局发出免责信(indemnity),普华永道才愿意将之公布。到了报告公布前夕,国阵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议决说凡事任何有关报告的询问和后果,一律由翁诗杰个人承担,其他人闪避都唯恐不及。到了中期,翁诗杰下令港务局停止供还欠款,但是几天后事情几回周折,到后来政府还是得乖乖的还钱。

 

这些来自内部的阻力说明什么?说明了政府现有的机制和运作惯例并不喜欢这种自剿窝穴的作法。虽说官寇有别,但两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入会的投名状。林冲上梁山的入会文件,就是一张杀人的投名状。没有这张投名状,即使让你入会,你也没有出头日。你自己不贪就算了,哪有打翻人家饭碗的道理?

 

除了发生在政府内部的阻力之外,在外还要面对KDSB和林吉祥的攻势。KDSB身居丑闻的中心点,也是最大的获利者,而且其中还有高官在管理层里面,很明显就是终极大目标。所幸它有法律文件护身,成为唯一的武器,所以它动辄喊要告人,为的无非是希望喧闹声可以减少一点,事情快一点淡化,让那些披着政治家外衣的商人,可以继续有安乐茶饭。

 

林吉祥的情况就更简单。2007年的时候,就是他率先篤破PKFZ的内幕,掀起轩然大波。几个月后事情淡化,连他自己也没劲了。怎么知道翁诗杰突然发奋清理门户,再次挑起舆论。他老人家怎么可能允许自己一手兴起的议题,让翁诗杰骑劫过去,让他人独享他播种的政治成果?所以他明知翁诗杰在这起事件中,与他的政治良知立足点是一致的,但是还是象老母鸡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揽着议题不放。

 

再往内看,马华党内也不见得非常热衷地支持挖掘PKFZ的内幕。不管有没有收取利益,事件发生的期间所涉及的两名交通部长和4名港务局主席,全都是马华的。没有收取利益的话还好。假如是有收取利益的话,可能有人会不满:人家搞政治,搞到风生水起,一座座皇宫平地而起,难得马华搞政治的有机会刮到那么一大笔的公家钱,何必苦苦相逼呢?

 

不需要是政治评论家,也可以看得出翁诗杰在短短半年内,面对了多少场大小肉搏战役。绕了一大圈,再回来看看翁诗杰个人所得。我百思不解的是,他除了“拿工来做”之外,到底得到什么?

 

说是有利益嘛,坏人饭碗者,哪还有利益可言?说是博宣传嘛,每天被人问三次,被问得急了生气回应一次,形象就坏了一次。倒不如嬉皮笑脸,捧着“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搞一搞欢乐和谐,选票不是上升得更快?怎样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或许答案是在政治力学的范围之外。人生有几个十年?总会长能做几届?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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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和缓解 – A流感

July 1, 2009 Leave a comment

 

全球性A流感瘟疫爆发至今已超过3个月。虽然过程中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我国卫生部在防疫的表现仍然是值得赞赏的。

 

说卫生部的表现值得嘉许,是因为所有的措施至少拖慢了病毒的蔓延。说他过程中跌跌撞撞,是因为卫生部的隔离政策让大众感到非常混淆。

 

隔离政策的实施,使到那些从疫区回来的国人与众不同,即使没有生病的症状也必须自我隔离7天。与此同时,这些隔离政策全部只是针对国人进行的,那些来自疫区的外国人反而无需自我隔离。

 

举个例子,一名与患上A流感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墨西哥人,他有事来马公干两个星期,反而不需要自我隔离。当那名墨西哥人来到马来西亚,与大马同事们握手的那一刻,其诡异尴尬的气氛可想而知。

 

难道政府不知道那些从疫区来马的外国人,比起从疫区旅行回来的国人,更有机会把病毒带过来吗?当然知道。重点是,传染的风险并非隔离政策的所有考量。

 

简单来说,所谓的隔离政策,不过是一个措施,没有所谓的公不公平或合不合理。措施一旦执行起来,风险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拖延A流感在国内蔓延的速度,而不是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因此,只要卫生部达到拖延的目的,那么表现大致上就算合格了。

 

其实,卫生部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坦诚地向国人说明,国家的机制是不可能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而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也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所谓的隔离政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封锁病毒而设的,所以即使是实行了措施,国家也有可能让最大潜在风险的病患走在人口最稠密的武吉免登星光大道。

 

所有受瘟疫影响的国家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并没有实施锁国政策的本钱。吉隆坡已经是一个国际都会,想象一下,假如卫生部要求所有从疫区来马的外国人,都要象国人一样自我隔离,那么还有谁敢来吉隆坡?

 

 

在不能完全封锁病毒的前提下,拖延政策迟早一天是会计穷的。所以卫生部已经宣布,我国短期内将把防疫带入下一个阶段,那就是缓解病毒的伤害。所谓的缓解(mitigation)就是比抑制或拖延(containment/ delaying)更放松的一系列措施。两者分别在于,当局并不会追查患者所接触过的人士和没有病患症状的人绝对无需隔离。

 

到时候,防疫的责任和努力就从卫生部,下放到每一位国民的身上。我们必须自己做足防疫措施,只有在染上病毒的时候,国家才会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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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大一统

June 12, 2009 3 comments


回教党代表大会过后,留下的回巫联合政府疑云,刺激了不少极端马来种族主义者的神经,使他们蠢蠢欲动。

看看前锋报的社论就略知一二:

“想要反对联合政府的各方必须知道,此联合政府是为了巫族的利益,尤其是近年来马来族群的耐性一再受到非马来人的挑衅,及其感受一再受到伤害。”610日前锋报,撰稿人为PARIT SULONG前国会议员(巫统),拿督鲁哈尼阿末。

“我必须重复,所有有关剥夺马来特权的言论,都是那些贪得无厌之徒的声音。这些贪婪及需索无度的人,不尊重因英殖民统治而衰退的马来人及土著的地位。”69日前锋报,撰稿人为国会议员(巫统)兼“土著自强会”主席,拿督伊布拉欣阿里。

一个回教党会员大会,马上就引起一打想要搏出位的巫统非主流领袖,急着唤起巫族大一统的口号。可见这巫族大一统的概念还有一定的政治市场。更糟糕的是,巫裔大一统和土著特权,是一对孪生的课题,双棍齐下叫我们哪里吃得消?

其实想深一层,马来西亚也不是没有试过巫族大一统的状况。在独立初期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统本身代表的族群,好像个别种族大一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马来半岛的巫裔人口比非巫裔还少一点。马来西亚成立以后,半岛的非巫裔人口(加上新加坡)甚至还多过巫裔,只有把东马的原住民算进来后,土著人口才与非土著人口勉强平衡。后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土著人口压倒性超越其他种族,大一统的口号对于非巫裔来说,就越来越不划算了。

独立50多年,事变人迁,土著人数越来越多,再谈巫裔大一统已经不是一个政治课题,而是最简单的数字和资源课题。以现在政治资源的分配额来看,单是巫统的需要已经是应付不来,回教党要是插一只脚进来,就算巫统愿意重新分配政治资源予回教党,在怎样分也不可能会多过回教党既得的政治利益。

假如巫裔大一统的概念真的实现,以简单的数字计算来预测大选成绩,即使没有其他族群的票数,单是靠马来票数回巫联盟就可以获得政权。这个幻想不仅符合巫统的斗争路线,也是它继续在政治世界生存下去的赌注。

但是幻想终归幻想,政治也不仅仅是数字和肤色的游戏。

这次的种族大一统课题,我个人认为纯粹是回教党自我膨胀的后果。308大选以来,回教党获得前瞻性的突破,获得大量非回教徒的支持。但是他们要明白的是,这个突破,主要归功于回教党以福利国取代回教国作为竞选口号,加上选民(包括回教徒)在当时也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宁可选回教党也不把票让给巫统的候选人。

回教党假如因为308大选的成绩,而单纯地认为它已经强大到可以自由地与任何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地步,这罔顾信念及民意的举动,势必摧毁它刚刚取得的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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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羞成怒的警察

May 26, 2009 Leave a comment

 

最近一起警方滥用权力事件,在律师界内引起巨大的舆论。因为律师们突然发现,做律师这一行多了一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职业风险”。

 

事情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57日那晚,警察以非法集会之名逮捕了14名在十五碑警察局外和平请愿者。律师公会的法律援助小组接获扣留者的请求后,派出5名律师前往警局,代表这14名被捕人士。

 

5名律师向警察交涉,想要与被捕人士会面,警察一口拒绝,理由是这群被捕人士已经向警方要求放弃自己的律师代表权。如此匪夷所思的回答,当然让律师们起疑,于是他们向警方要求出示被捕人士签署的放弃代表同意书。警方一开始推三推四,但是律师们还是不断地坚持,最后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警方将律师们逮捕,全部关进拘留室内。

 

事后证明,警方当时是在讲骗话,那群被捕人士根本没有签署什么放弃代表同意书。眼见谎话就快被当场拆穿,老羞成怒的警方只好逮捕这群令人讨厌的律师们。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刑事程序法典第231)(a)条文说明,警方有权在没有推事庭庭令的情况下,逮捕那些被合理地怀疑可能涉及可被逮捕罪行的人士。

 

“合理”和“怀疑”两字是整个条文的重点。“合理”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而“怀疑”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两个概念放在一块,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

 

就从字面上,我们来诠释警方的逮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逮捕条件:

 

第一种情形,5名律师在维护他们客户的过程,跟警方要求一些法律文件,是可以被“合理地怀疑”成一群有可能在警局内非法集会的人,因此可以被逮捕。因为不管怎么说,5人聚集在一起已经可以构成非法集会的法定人数。

 

第二种情形,警方可以很“合理地怀疑”这群企图拆穿警方谎言的律师们,将会向大众拆穿警方的谎言,进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属于一种潜在的犯罪行为。

 

第三种情形,警方已经表明不愿出示那些不存在的放弃代表同意书,但是这群律师还是不肯退缩,所以有阻差办公之嫌。

 

不管那一种诠释的角度,都可以勉强地说上是“合理地怀疑”。文字的应用原本就是模棱两可的。重点在于,警方是否有足够的良知抑制自己不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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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的媒体印象

May 6, 2009 2 comments


最近在报章上看到一个可读性非常高的车祸新闻。

车祸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夜晚,一名在车内幽会的女秘书因为车子碰撞的冲击力,不小心咬断含在口中老板的子孙根。事发的一刻,女秘书的老公和他聘请的私家侦探居然也刚好都聚集在车祸现场,于是大伙浩浩荡荡前往医院处理断根事件。自古以来的捉奸事件,没有一桩比这个更加“证据确凿”的。

撇开新闻的寓意和戏剧性不谈,本地报章以那么大篇幅来报导此事就已经很值得玩味了。由于事件的诡异性,让人不禁质疑其真实性,因此我上网做了一点背景调查。

调查结果是令人泄气的。首先,此新闻在新加坡国内的新闻覆盖面很小。新闻的来源是新加坡的联合晚报,除了晚报之外,新加坡境内其他稍微有规模的报章几乎都看不到这个报导。第二,唯一的新闻发布来源是一份小报。联合晚报虽然发行量巨大,但是它不管是规格上还是内容上,还是具备一切小报的条件,连自己报章的网站都没有。

就这两点看来,这篇新闻无疑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新闻。但是如此小的新闻,到了马来西亚报章手上,就成了占据半页的大新闻。同一天出现在“新加坡新闻”一栏的,应该也是那些如色狼偷内裤、女大专生赤裸游街或青少年吸强力胶一类的新闻。假如我一生人没有到过新加坡,单单只是靠这些报导来理解新加坡的话,我对于新加坡的结论肯定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加坡是一个色情之国。

同样的报导角度,来一个角色对换,马来西亚的国家印象到了新加坡媒体的手上,就变成了犯罪之国。

这种邻国对我们的国家印象,曾经为我带来巨大的困扰。我有一次在新加坡出席酒宴,同席的新加坡人知道我来自吉隆坡,就不断向我询问有关吉隆坡犯罪率的问题。仿佛吉隆坡这座城市,除了强奸案和攫夺案之外,就没有其他可以被谈论的东西。对于这种围攻式的侮辱,我当时以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媒体的印象作为反攻,结果一桌无言直到席散。

虽然我内心深处也为国内日益遽升的犯罪率担忧,但是在如此的场合、如此的围攻之下,也只有反射性地把攻击者的弱点扩大反击。

把一个国家的缺点,置于放大镜下过度地扩大和集中报导,不只违背了报导精神,而且也造就了变相的两国战争。这种媒体战,发生在两个兄弟之邦之间,造成一种即尴尬又诡异的气氛。明明就是了解对方国家的状况,但是翻开报纸之际,看到的却全是负面新闻,就好象在外面不停地听到有关家人的负面谣言,回到家看到家人时,那种戛然而起即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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